应全球化智库CCG的邀请，我以中东问题青年学者的身份参加了2025年12月6日至7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23届多哈论坛。在为期两天的密集议程中，我经历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观察：中国代表团规模有限，工商界和政界名人寥寥无几，但几乎每一场重要讨论都绕不开中国这个话题。无论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比尔盖茨、小特朗普的闭门发言，还是非洲领导人的公开演讲，抑或是阿拉伯世界政要的私下交流，中国都是那个“房间里的大象”——虽然不在中央，却无法被忽视。

　　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矛盾状态，恰恰折射出当今国际秩序重构的真实图景。中国已经从一个需要通过高调表态来证明存在的“参与者”，转变为一个即便缺席也能影响整个议程设定的“环境塑造者”。本届论坛以“行动中的正义：超越承诺到进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150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代表，但真正的主题或许应该是：在美国霸权式微、欧洲深陷内卷、全球南方崛起的时代，中东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而中国又如何在这一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多哈论坛创办于2000年，但真正让这个平台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是卡塔尔在过去十年间对国家软实力的系统性投资。2022年世界杯是一个分水岭。当卡塔尔宣布投入2200亿美元举办这届赛事时，国际舆论充满质疑：一个人口不足300万的小国，为何要在沙漠中建造七座现代化体育场？这笔相当于其GDP总量两倍多的投资，是否只是海湾富国的又一次挥霍？

　　三年过去，答案已经揭晓。世界杯不仅让卡塔尔完成了基础设施的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形象的战略性重塑。在此之前，卡塔尔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模糊而边缘化，甚至常常与争议性话题联系在一起。但世界杯让全球数十亿观众第一次真正“看见”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城市、高效的组织能力、开放的文化姿态。更关键的是，卡塔尔通过这一事件确立了自己在全球外交舞台上的独特定位：一个小国可以通过资本＋平台＋战略眼光，成为大国博弈中不可或缺的斡旋者。

　　多哈论坛正是这一软实力战略的延续和深化。与世界杯的短期集中爆发不同，论坛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平台建设。卡塔尔政府清楚地知道，仅有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还不够，真正的国际影响力来自于话语权的塑造和外交网络的编织。每年邀请全球政要、智库学者、商界领袖齐聚多哈，让这座城市成为中东事务、全球南方议题、气候变化、AI伦理等前沿话题的讨论中心，这本身就是在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影响力模式。

　　其实卡塔尔这种“花大钱办大事”的模式已经迅速被周边产油国效仿，并且各有侧重。沙特用数亿欧元签下C罗加盟利雅得胜利队，随后又宣布正式申办2034年世界杯，其体育产业投资已经形成从顶级联赛到国际赛事的完整布局。阿联酋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径：通过宽松的监管环境和优厚的政策条件，吸引全球科技领域的争议性人物落地。无论是加密货币交易所创始人赵长鹏，还是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杜洛夫，这些在西方面临监管压力的科技领袖，都在阿联酋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不仅为阿联酋带来了资本和技术流入，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科技版图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生态位。

　　这些投入的回报已经开始显现。2024年，阿联酋吸引了上千个绿地投资项目，比上年增长36%；沙特预计到2030年每年接待游客1.5亿人次，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将提升到10%。但数字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海湾国家正在从单纯的能源输出国，转变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枢纽、国际对话的平台、新兴产业的试验场。它们不再满足于在既有国际秩序中寻找位置，而是试图通过资本和战略眼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秩序。

　　中国在本届多哈论坛的“存在方式”颇具象征意义。官方代表团规模不大，没有部级以上官员出席，工商界的马云、马化腾们也都缺席，甚至连学术界的代表都算不上阵容强大。但讽刺的是，中国成为论坛中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肉身缺席、话题高频”的矛盾现象，值得认真剖析。

　　在公开场合，希拉里克林顿在谈到全球南方问题时，反复强调中国是“最稳定、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她的措辞耐人寻味：不是“重要伙伴”，而是“最稳定”和“最长期”，这暗示着在美国精英眼中，中国已经不再是可以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力量，而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战略现实。加纳总统马哈马在发言中更直接，他指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发展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关系”，这种表述本身就是对西方传统援助模式的隐性批评。

　　在私下交流中，这种对中国的关注更加明显。我与多位阿拉伯学者和官员的对话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促成的《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一次外交斡旋，更是中国在中东问题上从“旁观者”到“规则制定者”的标志性转变。多哈论坛总经理玛哈库瓦莉此前在北京论坛上的表态——“中国不仅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伙伴，也在为南南合作开辟出新路径”——在多哈得到了更多呼应。这些表态背后，是中东国家对中国角色的重新认知：中国已经不是那个需要在中东事务中小心翼翼、避免选边站队的外部力量，而是一个能够影响区域格局的结构性变量。

　　但这种“隐形在场”也暴露出中国在中东叙事能力上的不足。虽然中国的经济存在已经深入中东的每一个角落——从基础设施到能源合作，从数字经济到可持续发展，但中国在思想层面与中东国家的对话还远远不够。我在论坛现场感受到，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可靠的经济伙伴”和“不干涉内政的大国”这两个标签上，但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文明特质、治理模式却缺乏深入理解。这种认知差距，在短期内或许不会造成实质性问题，但长期来看，将制约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深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国家在提到中国时，话语中透露出的仍是一种战略对冲的思维。在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之后，海湾国家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但这种关注更多是出于多元化伙伴关系的考量，而非对新型战略关系的主动构建。换句话说，中国在许多中东国家眼中，更多是一个“可以倚重的替代选项”，而非“共同塑造未来的首选伙伴”。这种定位虽然显示了中国分量的显著提升，但也暴露出一个深层问题：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仍停留在工具性层面——当美国不可靠时，中国可以填补空缺；当需要经济支持时，中国可以提供资金；当寻求外交平衡时，中国可以充当砝码。

　　如何超越这种工具性定位，让中国的理念、价值观、发展模式真正在中东引发共鸣，让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从“相互需要”升华为“相互理解”乃至“文明互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深层课题。这不仅需要更多的经济投入和外交努力，更需要思想层面的真诚对话和文明层面的深度交流。

　　今年9月，以色列对多哈发动的空袭成为本届论坛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卡塔尔装备了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与“萨德”防空系统，却未能成功拦截来袭导弹。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远超其军事后果：它撕破了海湾国家精心构建的“安全神话”，让国际投资者重新审视这片土地的风险敞口。

　　在论坛期间，我与数名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投资人闲聊时，些许感受到了他们态度的微妙变化。这些管理着数十亿美元资产的投资者，对卡塔尔的投资意愿从此前的笃定转向了观望一段时间。他们担心的核心问题很直接：如果连首都多哈都无法保证安全，那么任何长期投资都面临不可控的地缘政治风险。作为本国国策，卡塔尔不会也不可能改变自己作为“多方斡旋者”的国家定位，毫无疑问他们会继续在地区和欧美之间斡旋伊朗、胡塞、真主党乃至哈马斯，这种角色虽然提升了卡塔尔的国际影响力，但也意味着它将长期暴露在中东复杂地缘博弈的漩涡之中。未来卡塔尔的国家安全是否还会受到地区局势的冲击，这成了投资者们反谈球吧复权衡的问题。

　　同时也需要留意到，这种安全困境不是卡塔尔独有的。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持续攻击，以及以色列对他们的回击，已经让红海航道变得不安全。沙特投入巨资建设的红海沿岸旗舰项目——包括NEOM新城、红海度假胜地等——都依赖稳定的全球供应链和可预期的安全环境。但现实是，每一次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每一次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都在提醒投资者：中东的繁荣建立在极其脆弱的和平基础之上。

　　论坛期间，在我参加的一场关于中东未来十年的学者讨论会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东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和平赤字”——即便暂时没有大规模战争，但持续的低烈度冲突、随时可能爆发的局部危机、难以预测的安全威胁，让整个地区陷入一种“不战不和”的僵局。加沙依然燃烧，苏丹内战持续，也门冲突未解，叙利亚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更让人担忧的是伊朗问题：如果伊朗因经济制裁和内部压力而“系统性失败”，其溢出效应将是灾难性的；如果伊朗挺过危机，它是否会继续通过代理人网络进一步扩张影响力，这对海湾国家同样是巨大威胁。

　　一位阿联酋智库学者在讨论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花了几十亿美元建设未来之城，但如果无法确保和平，这些投资就毫无意义。”这句话道出了海湾国家最深层的焦虑：它们有资金、有技术、有雄心，但仍然在寻求可靠的安全保障。而这恰恰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在安全焦虑的另一面，多哈论坛也展现了海湾国家在经济转型方面的惊人野心。如果说过去20年，这些国家的财富来源是“石油美元”，那么它们正在押注的未来则是“算力美元”。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次国家战略的根本性转型。

　　沙特的转型最为激进。利雅得正在打造全球最大的AI投资计划，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沙特经济贡献1350亿美元，约占其GDP的12.4%。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愿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沙特已经在利雅得成立了新的人工智能中心，吸引全球顶尖AI公司和研究团队入驻。与此同时，沙特还计划投入超过7000亿里亚尔发展绿色经济，目标是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其总能源产能的50%。这意味着，沙特正在从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转型为可再生能源和人工智能的双重枢纽。

　　阿联酋的策略更加激进和灵活。它颁布了全球首部《数字资产法》，为数字资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障，这让迪拜迅速成为加密货币和区块链企业的新热土。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设施，试图将自己打造为连接东西方的“数字丝绸之路”枢纽。在论坛期间，一位阿联酋官员告诉我，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吸引科技公司，更是要成为全球算力网络的关键节点。

　　多哈虽然体量较小，但同样雄心勃勃。卡塔尔正在将自己定位为“地区算力中心”和“数字外交平台”。在论坛的多场讨论中，卡塔尔官员反复强调，他们要把多哈打造成全球数据流动的枢纽，让这座城市不仅是外交对话的中心，也是数字经济的节点。

　　这些转型背后，是海湾国家的一个共同战略想象：在美国和东北亚之后，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三极。这不是空想。海湾六国拥有四个关键优势：总规模超过4.5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为技术投资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市场正在快速扩大；市场容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领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处于连接亚欧非的交通要冲。更重要的是，在欧盟深陷内部矛盾、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东看到了历史性机遇。

　　多哈论坛本身，就是这一雄心的具体体现。它不仅是一个讨论中东问题的平台，更是海湾国家试图创建的“中东版达沃斯”。通过这类平台，它们希望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不再仅仅是能源供应者，而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规则的共同制定者。论坛总经理玛哈库瓦莉的表态很有代表性：“我们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公平和有效的国际秩序。”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外交辞令，但背后是海湾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以及重塑秩序的决心。

　　两天的论坛结束后，我搭乘卡塔尔航空的航班离开多哈。飞机划过波斯湾上空时，我想起了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研究员埃尔哈姆法赫罗新近出版的著作《亚伯拉罕协议：海湾国家、以色列与正常化的局限》。法赫罗在书中尖锐地指出：“所谓正常化，其实是一种政治幻象——它掩盖了巴以冲突的根源，也强化了海湾国家在西方权力体系中的自我包装。”她的这一判断，在以色列袭击多哈之后显得格外有预见性。表面上的外交正常化，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信任和安全，反而在关键时刻暴露出脆弱的本质。

　　但法赫罗的书让我思考的，不仅是她对“亚伯拉罕协议”的批判，更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今天的中东？在论坛现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乎所有参会的阿拉伯各国领导人都能用流利的英语进行深度对话和思辨，他们谈论的话题从AI算法到气候金融，从区块链到绿色氢能，从半导体供应链到地缘政治博弈。这种语言能力和知识广度，让我意识到我们对中东的认知可能已经严重滞后。

　　传统的中东研究，强调阿拉伯语言文化、伊斯兰文明史、地缘政治格局。这些当然仍然重要，但已经不够了。今天的中东，与硅谷紧密相连，与华尔街深度绑定，与全球科技革命同步演进。如果看不懂OpenAI的技术路线，就无法理解沙特为何要投资数百亿美元建设AI中心；如果不了解全球算力竞争格局，就无法理解阿联酋为何要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如果不懂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的运作逻辑，就无法理解海湾国家金融创新的战略意图。

　　这对中国的中东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培养的中东问题专家，大多精通阿拉伯语，熟悉伊斯兰文化，了解中东历史，但有多少人能够同时理解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气候金融、数字货币？我们的研究机构，有多少人能够跨越传统国际关系学科和前沿技术领域的鸿沟？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意识到，未来的中东竞争，本质上是技术能力、资本实力、人才储备的综合竞争？如果未来十年真的如海湾各国所规划的让这个地区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极，那我们是否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和资源匹配还远远不够？

　　中国在中东的存在已经很深，但中国在中东的理解还不够深。我们有数万家企业在中东运营，有数千亿美元的投资，有覆盖能源、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的全方位合作，但我们在中东的学术话语、思想影响、文化共鸣方面，还远远不能匹配我们的经济存在。多哈论坛这类平台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对话空间，更在于它提醒我们：在全球秩序重构的时代，缺席意味着失语，失语意味着失去塑造未来的机会。

　　多哈论坛归来，飞机降落在北京的那一刻，我脑海中反复回响的是一个问题：当中东不再只是石油和冲突的代名词，当海湾国家开始用算力和资本重新定义自己的全球角色，当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成为连接东西方、沟通南北半球的新枢纽时，中国准备好了吗？

　　我最大的感受是：中东正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变化，而我们对这种变化的理解和应对，还需要加快脚步。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转型或技术升级那么简单，它折射的是全球秩序重构的深层逻辑——在美国霸权式微、欧洲陷入内耗、全球南方集体崛起的大背景下，中东正在从地缘政治的被动棋子，转变为主动塑造规则的参与者。而中国，作为这一进程中无法被忽视的“环境设定者”，如何在中东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从经济存在转化为思想影响，如何从可靠伙伴升级为战略共鸣者，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未来的中东，属于那些既懂历史也懂技术、既懂地缘政治也懂算力竞争、既能用英语乃至阿拉伯语交流也能用代码对话的人。这不是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我们需要培养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专家，而是能够在文明对话与技术革命、历史纵深与未来想象之间自如穿梭的新型人才。中国在中东的深耕已有数十年，但真正理解这片土地的新逻辑，把握这个时代的新机遇，我们才刚刚开谈球吧始。

　　执笔人：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全球化智库特邀研究员，朱兆一